（一）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五九○四號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明定。其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齡、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 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查獲者而言。申言之，犯 罪行為人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 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 ，非謂其一有自白、指認毒品來源之人，而查獲在後，即得依上 開規定予以減刑。若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者之前，調查或偵 查犯罪之公務員已有確切之證據，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販賣毒 品來源之人，則嗣後之查獲與其「供出毒品來源」間，即欠缺先 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尚無前揭規定之適用。至於犯罪行為人供 出毒品來源，但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並未因此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與前揭規定之要件即有不符，亦無適用該規定之餘地 。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主張上訴人主動供出海洛因 來源，因而查獲陳偉郁、「黃建龍」、戴怡菁，應有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一節，業已敘明：被疑為毒品 海洛因來源或共犯之陳偉郁係移送機關早已監聽掌握，並非因上 訴人供出而查獲（仍由檢察官偵辦中），已經證人林音孜於第一 審結證明確，且據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函稱：本件係監聽陳 偉郁通聯時，得知其及上訴人欲夾帶毒品，而於案發當日攔查上 訴人，故早已得知陳偉郁涉有重嫌，而本案陳偉郁、「黃建龍」 尚未到案，戴怡菁依現有卷證，未有涉案嫌疑等情，有該署民國 一００年五月十日函（附通聯譯文，見第一審卷第一０八頁至第 一一一頁）可憑。從而，本件警方於上訴人與陳偉郁九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出境前，早已鎖定其二人進行監聽調查，足以佐證 ，即無從認係因上訴人於偵、審中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陳偉 郁、「黃建龍」、戴怡菁。是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上開所辯， 自無可採，因而認上訴人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等由。
（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五○○號
又同條第一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如調查或偵查犯罪職務之 公務員對於毒品來源者所發動之調查或偵查程序，係出於犯罪行 為人之供出，並進而確實查獲與犯罪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 （教唆犯、幫助犯）關係或其對向性正犯者，即有該當減刑之適 用。盧建勳於查獲後，即在海巡隊員警詢問時及檢察官偵查中具 體供出其毒品來源為游勝翔，並經檢察官根據其供述起訴游勝翔 販賣毒品二次犯行，並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原判決因而依法 減刑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警方於監聽過程中，已發現游 勝翔販賣毒品予盧建勳之事實，難認警方事後查獲游勝翔販毒案 件，屬盧建勳於警詢、偵查中供出進而查獲云云，惟查本件監聽 對象為盧建勳，並非游勝翔，此有台灣基隆地方法院通訊監察書 在卷可稽（警聲搜字第四一二號卷第六至十七頁），而依監聽譯 文內容所載，雖有非監聽用戶所使用門號０九三０三二五八五五 號行動電話（編號Ｂ）與盧建勳有販毒通話內容，然卷內並無任 何資料證明監聽過程中，警方已知該門號係游勝翔所使用，或其 中通話對象編號Ｂ者即係游勝翔（見同上警聲搜字卷第十八至二 七頁），況依盧建勳第一次警詢筆錄所載，警方尚且詢問「你每 次與陸寬榮（小陸）拿一兩的安非他命，其交付的金額是交給誰 ？」，盧建勳答：「都交給游勝翔。」（第三九二三號偵查卷第 十三頁背面），顯然警方對於游勝翔是盧建勳前手一事，於監聽 過程中未知悉或已鎖定偵辦，復依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 九年度偵字第一六四二號游勝翔起訴書內容所載，係在查獲盧建 勳、陸寬榮，並扣得其等使用之行動電話後，始查悉游勝翔二次 販賣毒品予盧建勳之犯行，亦同此認定。原判決因而認定係盧建 勳供出毒品來源，進而查獲前手游勝翔，依法予以減輕其刑，難 認有何證據調查未盡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三）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七四號
海巡署查緝員係監聽「老兄」與郭德 章有關交易毒品之對話，即先至郭德章住處樓下埋伏，待上訴人 抵達與郭德章完成交易後，再上前圍捕等情，復有證人陳韋誌之 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可資稽憑，參以證人即查緝員陳韋誌陳稱： 伊係於九十六年十月左右即鎖定郭德章，並施以通訊監察乙節。 原判決因而認定偵查人員查獲上訴人時，既已明確知悉郭德章涉 入交易毒品案件之情節，縱上訴人嗣後再供出郭德章，亦與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之要件有 間，經核於法亦無違誤，上訴意旨(五)所陳各詞，仍難認係適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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